作家都是性格残疾的人

    一

    世界上性格最完备的，全都是搞政治的人；相对应地，性格最有缺陷的，恰都是一群文人墨客。当文人作家碰上政治家，一部好戏就已搭台敲锣了。

    李白是中国古代站得最高的一个文人。恰好李白的性格缺陷最大。年轻时傲慢到了极点，喊出的口号是：以布衣直取卿相。世上的平庸之辈，他压根就没入眼，这比起竹林七贤来还厉害。李白恃才放旷，也是登峰造极。要高力士大庭广众之下帮自己脱鞋，人家是出尽了洋相，他可是挣足了面子。即使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今天翻一下他和唱杜甫的诗，也全不把人当回事，全是自己如何，杜甫只是他不起眼的陪衬。

    绝对的是：现实世界中，没有任何人能容得下李白。即使是做朋友，杜甫也不觉得他是朋友。如果不是在诗文上成就空前绝后，李白几乎彻底决绝到一无是处。世界上恐怕连个针尖大的位置，也不让他占据了立足。李白吹嘘自己如何能安邦治国，事实上他在政治上绝对无能。退一万步，即使他有光华绝世的政治才能，能够挽狂澜于既倒，他那超然傲慢的性格，也要让他的才能全部带进坟墓。但李白是幸运的，至少他的放旷不羁，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；而他文学上的才能，又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。一切皆因他生在唐朝。

    生在李白的前后，命运就都没那么妙。而这些性格最有缺陷的人，一旦碰上了性格最完备的人，那情况就更大地不妙了。

二

    祢衡就是这么个大不妙的人。

    祢衡算得上是三国时期最狂放的文人。以个性、风度而著名于世的建安七子、竹林七贤，比起祢衡来也收敛得多。兵荒马乱之年，白骨露于野外，人的生命往往不值一根草芥，这样的时候，祢衡要展示他的个性来了，一这展就露到了曹操前。

    祢衡骂曹是历史精彩的章节，但今天我们可以肯定，祢衡这骂是毫无意义。作为政治家的曹操，个性起来绝不输于祢衡，但他必须放长远计，用上政治家的谋略，就将祢衡送给了刘表。不想祢衡见了刘表又破口大骂，刘表受不了，卸祸一样将祢衡又送给黄祖。祢衡见了黄祖，还是照骂不误，黄祖是个猛且粗的人，脾气一来，一刀就将祢衡给喀嚓了。

    祢衡为自己的性格缺陷，用小命一条去买了单。祢衡是狂放一如李白，但才能远不及李白的典型。事实上，单就说诗文，曹操的才华就高出其不知几多远。在三国才人辈出的时代，祢衡之才，恐怕连三流也算不上。他显然是没自知之明的人。而且，最要命的是，从历经了三过性格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那里，我们已经清晰看到，祢衡是个没有任何信念、信仰、操守的人。他骂人只是一种习惯，一种爱好，一种炫耀，一种标榜，背后没有任何内涵，也谈不上目的。

    一个既没多少才华，又自负得要命，却任何人也瞧不上，又没任何操守，还偏要处处冒个泡来，对身边所见人一顿乱打，这就是祢衡。如祢衡一样的人，放到任何时代，恐怕都是最让人厌恶的。

    有文人比起祢衡来要乖巧些，也收敛些，但个性依然，且恃才放旷，结果情况也不大妙。

三

    杨修是三国时代恃才放旷的领军式人物。

    杨修比起祢衡来要有才，而且性格也要收敛。但他照样没能落得下场。

    杨修面对面的是曹操。从猜出绝妙好辞，到一人一口酥，再到门太宽了谓阔，基本上可以判断，杨修在小聪明上是很有智慧，而且善于揣摩人心的人。既然能够猜度出别人的心思，能够未雨绸缪，让许多事情防患于未然，为什么连自己要被杀却猜不到，算不透，看不懂呢？

    终于说到了杨修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：炫耀小聪明。进一步说：杨修很自得于自己这些小聪明，而且还常常恐天下人不知，自己设下一个谜面，又马上宣布一个谜底，是为了让别人都知道他的聪明。

    这是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性格，但必须说：杨修正是死在这么一个小朋友的性格上。连曹操选立继承人时，他也去搀和，告诉曹植应该怎么怎么做，最后又有意无意将自己的告诉泄露出去，这存心是将别人当猴子耍。一只猴子将老虎当猴子耍，一旦老虎醒悟过来，猴子的下场是什么？不出意外，惟一的答案是，猴子被老虎一口吞了。

    文人遭遇政治家，结果就总是没下场。如祢衡、杨修，都是直接与政治交锋的人，即使回避，又能怎么样呢？魏晋风度的文人，都躲政治远远地，结果也都避难不了。这是题外话。

    但必须明白：再有性格缺陷的政治人物，比起再收敛的文人来说，他的性格都要完备得多。一切因为：政治就是协调，是平衡各种关系，利益冲突，这要求政治人物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，他必须精确地计算，决定自己何去何从，然后用理性去规范自己。一旦被清醒而规范的理性套上，政治人物的性格就具备了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的圆滑。政治人物要杀文人，至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，是非杀不可了。

    难道说，文人到了政治家的手里，有时是必死不可的吗？确实是这样。从文人的角度看，有他们的道理；从政治的角度看，他们也有道理。超越文人与政治的高度，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，审视时我们会发现，社会运行有它本身的逻辑、规律。大自然既然赋予了文人某种性格，文人的基因里天然就具备了要被毁灭的元素。

    所以：即使是看上去缓和了矛盾，文人与政治人合二为一，也避免不了这种悲剧。而且，这种悲剧的毁灭性更大。

四

    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一个文人误入政治场后的悲剧式人物。

    李煜从本质上是个文人，这有他的无数诗文为证。但他却阴错阳差，做了个土皇帝。做了皇帝的文人，骨子里还是个文人。不爱政治爱写作的李煜，一门心思沉迷填词。但这时武人赵匡胤就不甩起他了，三下五除二，派兵杀过来，一伸手就活捉了后主李。

    今天读在赵匡胤折磨下产生的《虞美人》，依然还可读出凄惨与绵长：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！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    与李煜才华比肩的误入政治场的皇帝，还有宋徽宗赵佶。 

    赵佶其境遇与李煜何其相象。被金人俘虏后，徽宗作绝命之作《燕山亭·北行见杏花》：裁剪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著胭脂匀注。新样靓妆，艳溢香融，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。愁苦！问院落凄凉，几番春暮？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何曾，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？怎不思量，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，和梦也新来不做。

    今天我们读历史，之所以还在凭吊这两个皇帝，无一例外因为他们都是弱者。我曾经说过，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同情弱者的文化，即使弱者错得一塌糊涂，也因为他们的弱势，而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荣誉。事实上稍一想象，李煜与赵佶犯下的滔天罪行，薄薄一本历史，根本叫罄竹难书。至少在他们治下的老百姓，就都因他们的无能，数以十万计地被屠杀掉了。

    温婉绵长、凄惨深切的文人性格，在需要全面、完备的政治性格面前，无一不是破绽与缺陷。当文人性格被拉郎配走上政治舞台，那只能是愁比海长，惨绝无比的大毁灭。

五

    因为文人作家都是性格残疾的人，而且要写出卓绝于世的作品，他们又必须坚持这种缺陷，所以在中国，无论是伟大或者不伟大的文人，从走上文人这条路，他们注定一生坎坷。

    坎坷是因为，即使在日常庸俗、世俗的生活中，文人作家的性格也不见得容于世。中国历史上性格趋向与完备的大文人苏轼，也难避世人向他扔砖头。然东坡何罪？独以名太高耳。

    如苏东坡一样做个才能人，在中国是件极端冒险的事。不说枪打出头鸟，就是土堆于岸，也是流必揣之。在中国做领导，真正有才能的领导，最好的，也是惟一的活路，就是假装显得自己外行，或者干脆外行。个人英雄主义的先锋型的领导，既让下级没有超越的路，看不到出头之日，而且又极端容易成为众矢之的。强调集体主义与团体意识的中国，本质上是一种扼杀个性的文化，而文人从本质上说就是个性化的产物。这种极端而尖刻的矛盾，惟一的调和出路就是，个人服从于民族文化。所以，中国的文人学士，他们的人生经历，无一例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生出角来反怕羊。在强悍的文化积淀面前，任何强悍的个体，只能低头。

    个性的自由与解放，个体独立意识的肯定与被承认，每一个独立个体都得到尊重，这是文人作家得以正常，而不是扭曲地生存的最大的前提。

    是的，大自然既然赋予了文人某种性格，而这种性格恰好又是存在巨大缺陷的，文人的基因里天然就具备了要被毁灭的元素。关键正是，如果社会不存在毁灭的文化为基础制度，哪怕狂狷如祢衡，也不会被政治强行非难。

    然而，文人的归文人，政治的归政治，这一天到底还有多远呢？